红军首个省级军区诞生股票申请配资，四位司令员中三位壮烈牺牲，仅有一人生还最终荣膺元帅！
1931年冬，赣南夜风呜咽，十几支县独立团各自为营，前线后方消息传递常常要靠脚底板跑，耽误的不只是时间，更是战机。挤在昏暗油灯下的临时会议上，一个难题被反复提起：地方武装与主力红军如何拧成一股绳？不到半年，这个困局迎来了破局之道——江西省级军区的筹建。
统一指挥的命令下达那天，苏区并没有敲锣打鼓。忙碌的仅是参谋与书记员，连夜把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四个独立师以及各县团的番号、人枪数一一核准。数字摆在桌面，14000余名指战员、9000多支步枪，加上教导队、警卫排、经理处，一条自成体系的防御链条初步成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“省级—师—团”三级扁平结构，此前在红军里还没有先例。
组织上的革新很快在战场获得回报。粤军10个团突然北犯水口，妄图切断赣南通道。独立第三、六师闻讯昼夜兼程赶赴前沿，与红五军团侧击合围，一夜炮火后，粤军溃散，据点尽失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仗给了地方部队前所未有的信心：他们不仅能守土，亦能与主力协同决胜。此后，江西军区各部再无守株待兔的心态，常常化整为零，深入敌后，专打要道与仓库，把战线拉成蛛网。
1933年冬，赣江雾重。七琴圩的一声枪响，宣告一场伏击的开始。军区临时抽组的突击分队在芦苇荡中蛰伏三昼夜，等到国民党保安二师进入火网，短促哨音一响，步枪、手榴弹齐发，师长李向荣被当场生擒。此战之后，敌人被迫将八十一师抽调回防，北线压力骤减。中央机关随后授予“挺进游击模范”锦旗，奖旗不大，却在士兵心里扎下重锚——县团也能干大事。
高潮之外，是更艰巨的长夜。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踏上长征，江西军区约1.6万人被留下，他们的任务简单又残酷：拖住敌人，保住群众。在缺医少药、粮弹奇缺的深山里，领导重担落在四位先后走马上任的司令员肩头。
“县里那支自卫团听谁指挥？”陈毅问。
“各走各的路啊，”参谋摇头，“打不出合力。”
“子弹省着点用！”毛泽覃把匣子递过去，“晚上还要摸黑撤。”
这几句对话，后来成了留守岁月的注脚。陈毅率部穿行梅岭与大余之间，三年里换过七次根据地，靠山洞作司令部、青草当药材。李赐凡在永丰龙冈突围时腿部中弹，他主动留下吸引火力，次年初在宁都小布山区被俘后壮烈殉职，年仅27岁。毛泽覃先后掩护上百名伤员渡河转移，1935年4月陷入重围，胸膛中弹牺牲。至于蔡会文，他带着十几名警卫在桂东纵横半年，最终因重伤被俘遇难，年仅28岁。
四位司令员，三人血洒山林，剩下的那位——陈毅——在1937年率南方游击余部改编为新四军，继续握枪北上。他常回忆那段岁月，说“当年江西的县团练兵，全用上了”。这并非感慨，而是事实：军区在苏区存续期间，每年输送千余新兵至中央主力，靠的是县级武装的源源不断。
从制度到战场再到敌后游击，江西军区留下三笔遗产。第一笔是“省—师—团”指挥链，为后来各解放区军区所沿用。第二笔是协同样板，水口与七琴圩证明地方武装只要组织得当，完全能在运动战中挑起重担。第三笔是战术经验——小分队渗透、昼伏夜袭、分散潜伏——这些做法后来在华中敌后战场开花结果。
岁月向前，梅岭风还在吹。若追问那段历史的价值，或许一句朴素的话就能说明：当敌人以为断了树干，偏偏根须在暗处继续生长，而那根须，正是在江西山林中默默坚持的这些人、这些部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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